彭德怀与金日成：金日成为何对彭德怀恨之入骨？
1950年12月，中朝两国军队的联合指挥机构正式宣告成立。在那张历史性的领导合影中，自右至左依次是甘泗淇、陈赓、彭德怀、金日成、朴一禹以及金雄。
彭德怀庐山被批，金日成曾致电表示“非常赞同”
据沈志华教授披露，在获悉彭德怀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被批判后，金日成曾致电中国外交部，“表明他非常赞同对彭的处理，并要求亲见毛泽东，有很多事要对其说”。
金日成对彭德怀的怨恨已达极致，以至于采取如此近乎“落井下石”的行为。究其根本原因，往往需追溯至朝鲜战争期间彭德怀与金日成之间所出现的诸多分歧。
这些分歧自朝鲜战争伊始便贯穿始终。战争爆发时，我国并未接到任何通知，“毛泽东主席甚至是通过外国报纸才得知这一消息的”；随着美军介入，我国为了维护国家安全而不得不卷入其中，周恩来总理曾对朝鲜领导人的行为表示不满，指出他们无视毛泽东主席多次提出的美国可能进行军事干预的警告。
直到1956年，彭德怀和李克农还曾质问金日成：朝鲜战争到底是谁发动的？是美帝国主义发动的还是你们发动的？
在战事持续之际，双方在军队统一指挥权的归属、是否在跨越三八线后继续向南推进、铁路运输补给线的管控权、以及停战谈判的签署时机等关键议题上，屡次发生争执。
例如，在谈判的初期阶段，尽管朝鲜军队无力单独抵挡美军的进攻，然而金日成对于停战谈判表现出了强烈的抵制态度，甚至断言：“我宁可选择在没有中国支援的情况下继续战斗。”
在当中美两国就战俘问题陷入谈判僵局之际，金日成却转而倾向于让中方接受美方的条件，并迫切希望尽快签署停战协定。他甚至劝说中方，指出大多数志愿军战俘原本曾是蒋介石军队的一员，“为他们而战并无特别的意义。”
坊间传言，“彭德怀怒扇金日成耳光”
关于“彭德怀怒扇金日成耳光”的说法，流传颇广。其大意是：在朝鲜战争的第五次战役中，面对战局逆转，金日成为保留实力，不顾整体战局，下令北朝鲜军队撤退，导致志愿军遭受了朝鲜战争中最惨重的损失。
彭德怀怒不可遏，重重地给了金日成两记响亮的耳光。
这是真的吗?
“扇耳光”这样的传言之所以仍能流传甚广，大约与彭德怀与金日成在朝鲜战场上关系确实相当紧张不无关系。
在军队的统一调度、南进战略等诸多关键议题上，彭、金两位将领意见相左，分歧尤为显著。其中，中朝军队统一指挥权的争议，堪称双方矛盾的核心所在。
志愿军数十万雄师开赴朝鲜战场后，金日成敏锐地察觉到由朝鲜一方统一指挥中朝联军并不切实际，遂转而致力于维护朝鲜人民军的指挥自主权。
然而，彭德怀另有所思。彭曾在致中央的电报中指出：
“朝鲜的征兵问题呈现出极其严峻的态势，凡16至45岁的男性皆被强制征召入伍。入伍职工的家庭无人问津，普通民众则面临食不果腹的困境。整个局势缺乏长远规划，尽显一种孤注一掷的冒险主义倾向，此现象在各个层面均有明显体现。”
“军事指挥显得过于稚嫩，于19日下令坚守平壤，然而，尽管如此，仍有三万大军未能有效撤退。”
显而易见，他对朝鲜的军事指挥能力持有疑虑。
在首场战役的进程中，由于协调不畅，朝鲜的党政军民在撤退过程中堵塞了道路，导致“志愿军行军与作战受到阻碍”，以及人民军误击志愿军等类似事件频发，这些情况促使彭总开始深思军队指挥权的统一问题。
然而，金日成对此事极为警觉，坚决不予配合，主张双方仅派遣参谋人员负责通信联络，并拒绝允许朝鲜人民军总部与志愿军总部过于接近。
彭德怀渴望保留人民军第6师与志愿军并肩作战，而金日成却坚决主张将其调离。
彭总建议在第二次战役后撤退数十里并设下伏击，然而，朝鲜方面以及苏联驻朝军事顾问却对此表示了强烈的反对。这一争议最终升级至莫斯科，斯大林亲自作出决定，明确表示“完全赞同由中国同志统一指挥”，这才使得此事得以平息。
彭德怀前线勘察
未出席生日庆典
彭、金在朝鲜战场上的矛盾纠葛颇为严重，这种芥蒂亦随之扩散至战场之外。
据志司参谋杨迪透露，1952年4月15日，正值金日成同志四十华诞，朝鲜方面筹备了盛大的祝寿活动。他们先后三次向彭德怀同志发出邀请，每次均由党、政、军最高层领导亲自出马，但彭总却始终坚持拒绝参加。
彭总当时表达的核心意思是：目前战场上战士们正奋战拼搏，朝鲜的土地遭受敌人猛烈轰炸，人民生活陷入极度困苦，面临生存危机。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能仅仅因为40岁生日就举办庆祝活动呢？这让友方领导同志再次对彭总产生了不满情绪。
无论彭拒绝出席金日成生日庆典的缘由是否如其所述，其影响无疑只会加剧双方之间的不满情绪。
金日成因南下争议怒斥。
1951年1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踏上朝鲜战场，在第三次战役中成功将美军及南朝鲜李承晚伪政权驱逐出汉城。当中朝联军的前锋抵达三七线时，彭德怀将军突然下达了停止追击的命令。
获此消息，苏联驻朝鲜大使兼人民军总顾问拉佐瓦耶夫怒气冲冲地指向彭德怀，厉声说道：“彭德怀，你这是右倾路线，我必当告发于斯大林，让他来对你进行训诫！”
于彭德怀与拉佐瓦耶夫争执的第三日，金日成亲临中朝联军司令部。他踏入大门，便直截了当地发问：
“盛宴才初启，双方交往不久，怎就早早收场？况且，如此重大的事宜，理应事先与我沟通一二。”
彭德怀沉重地说：
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奋勇作战，至今已历经70个日夜。根据最新统计，我军伤亡人数已超过5万，其中因病、冻饿等原因导致的伤亡约有5万，总计损失达10万之众。如此沉重的代价，令人深感痛惜。
金日成静默聆听，未发言。
彭德怀又说：
“此外，由于制空权未能有效掌控，运输线受阻，前线粮食供应短缺，棉衣配备不足，20万指战员在追击过程中，半数人员鞋履遗失，炊事用具亦告失落。在如此酷寒的冰雪环境中，战士们赤脚行走、忍饥挨饿，面对如此困境，他们又怎能继续追击？”
金日成沉默未语。
“再者，”彭德怀环顾了金日成一眼，接着阐述他的观点，“侦察情报显示，敌方撤退至洛东江，意图借助洛东江的天然防线，在江的两岸加强防御工事，以诱使我军南移，进而将其围歼。”
邓华插话说：
“依据第三次战争计划，暂停追击行动已付诸实施。贵方代表亦参与了相关讨论，且该计划已呈递至您处。据此，依照计划行事，便无需另行向您进行汇报。”
金日成听后说：
“我赞同志愿军进行休整，但建议你们能尽量缩短休整周期，实现休整与追击的同步进行。例如，可以先派遣3个军进行追击，而其他部队则在休整一个月后继续向南推进，这样的安排是否可行？”
彭德怀回答说：
“非也，敌军意在诱我向南推进，企图分而治之，各个击破。若我军执意追击，必会陷入不利之境。”
金日成又说：
“即便南下征程未能彻底剿灭敌人，若能解放城镇乡村，拓展疆域，亦不失为一件美事！”
僵持近3小时。
彭德怀眼见无法说服金日成，无奈之下，只得将一份1月9日的复电亲手交至金日成手中。
金日成低头阅电报。
“若朝方同志坚持认为无需休整和补充便继续前进，我亦赞同人民军奋勇出击，对抗敌人。同时，朝鲜政府有权直接指挥此次行动。至于志愿军，其主要职责是负责仁川、汉城以及三八线以北的防御任务。”
金日成接过电报，脸上露出了难堪与不甘的神色。尽管内心不愿妥协，他还是坚持己见，于次日午后与外交部长朴宪永一同前往联军司令部进行商谈。
“当前，我们尚未对美国军队造成重创。唯一可行的策略是迅速派遣三支军队，合力击溃其主力，使其遭受痛击。如此一来，敌军将不得不从朝鲜撤退。”
“绝对不行，我们绝不能任由主观判断行事，美军不会遵从我们的意志行事。怀着速战速决的期望却不做充分准备，只会走向失败。战争并非赌博，不能寄希望于偶然。经过连续三次战役，若不进行兵力补充和休整，我们怎能再次取得胜利呢？”
彭德怀情绪越发激昂，最终愤然拍案而起，高声喝道：“按照你们的提议行事，志愿军必定会遭受败绩。我彭德怀素来不参与毫无胜算的战斗。若你们觉得我不足以胜任，大可另择贤能！”
金日成与朴宪永目睹彭德怀情绪激动，随即缄口不言。
有人递送了一封电报，其中内容是斯大林要求金日成转交予拉佐瓦耶夫的。
在电报中，斯大林语气严峻，指出拉佐瓦耶夫无视主客观环境，坚持南下的立场存在严重错误。因此，决定即刻解除其大使职务，并要求他迅速返回国内，等待进一步的处置。
电文强调，彭德怀乃一位历经考验的杰出指挥官，曾率领志愿军战胜了全球最强大的美军。彭德怀堪称军事天才，今后一切决策皆应遵循彭德怀的指导。
种种冲突最终不可避免地集中在了彭、金二人的身上。
这种对金的怨念，实则与其着力打击延安派、推崇个人崇拜的行为紧密相连。
然而，一个更为关键的要素，或许还在于彭德怀和他的志愿军所构成的势力，这对金日成在党内清除延安派势力形成了一定的阻碍。
朝战结束后，因美军未从半岛撤退，志愿军亦只得继续驻军朝鲜，直到1958年才全面撤离。此一时期，恰值金日成致力于在朝鲜确立自己的个人崇拜。
为巩固这一信仰，当务之急便是消弭党内如苏联派、南劳派、延安派等派系的分歧。在此过程中，延安派尤为关键，因为该派核心成员与军队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联系。
自1955年起，金日成对延安派的清洗行动拉开帷幕，此次运动的序幕是由对延安派第三号人物朴一禹的批判引发的。金日成将朴一禹定性为“以自身是中国代表的身份自居，宣扬党内‘不应提拔中国同志担任干部’的观点”，并指责他开展了派别活动。
1956年，赫鲁晓夫以党内秘密报告的形式，批判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错误，此举在朝鲜迅速引发连锁反应。
据时任金日成秘书室长的高奉基透露，在秘密报告传达到朝鲜劳动党全体会议之际，金正日与朴金喆皆惊愕得目瞪口呆。我因身处主席台附近，得以清晰洞察他们的神情。
受此影响，稍后的朝鲜劳动党第三次代表大会，金日成虽严防死堵，与会者发言稿均须经事先审查，凡涉及个人崇拜之言论全被删除，但延安派头号人物金枓奉仍带头发言称：“正确实行党领导的最高原则”是“列宁的集体领导”。
不久之后，延安势力与苏联阵营携手合作，与苏联驻朝鲜使节一同联合，对金日成施加集体压力。
1956年8月，双方在委员会的全员大会上展开了直接的对话。最终，以金日成取得胜利，延安派的核心成员尹公钦、徐辉等四位人士逃往中国而落幕。
不久之后，朝鲜驻苏联大使李相朝先后两次致信赫鲁晓夫，恳请中苏两党予以介入。
经过中苏两党的高层磋商，最终决定委派米高扬、彭德怀、聂荣臻三位重要领导人前往朝鲜，以调解并解决此次的紧张局势。
在启程之际，毛泽东与朝鲜代表团进行了深入的交流，明确地指出朝鲜在经济和干部管理领域存在的“问题相当严重”。在会谈中，中共领导层对朝鲜劳动党进行了颇为尖锐的批评，指出他们在干部选拔上混淆了敌我界限，犯了“路线错误”，并且形容党内弥漫着“恐怖情绪”。
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不妨让那些前来我国的同志们返回，然而，他们回归后，务必确保恢复其党籍与原有职务。”
彭德怀等一行抵达朝鲜之后，曾与金日成进行过两次秘密且深入的交谈，关于这两次会谈的详细内容，至今尚未对外公开。然而，显而易见的是，这些问题并未得到妥善解决。据高奉基透露：
“米高扬和彭德怀在九月全会上，期待委员们站起来进行揭露与批判。结果只有林雄日一个人痛哭流涕地批判金日成的个人崇拜及其严重后果。
米高扬与彭德怀共同认为，此等情况系金日成实施铁壁般封锁之故，然而亦无计可施。经会议讨论，采纳了苏联和中国代表所提出的建议，决议恢复徐辉、尹公钦等人之党籍。
自此，延安势力持续遭受打压，中朝两国关系亦曾降至冰点。
来源：铁血社区